中美气候合作牵动全球政经大格局-综合新能源论文(1)

气候变化作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既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又攸关中美两国现实经济利益。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是两国双边事务，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强鼎立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以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将是决定年底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

今、明两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机制的首轮对话将在华盛顿举行。气候变化和相关的能源合作将首次作为中美高层对话的重要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是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后对布什任期内“战略经济对话”（SED）和“战略对话”机制的重组和升级。将关系两国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与经济问题合并在同一个机制下，而对话的组织又采用经济和战略两个领域分别开会、平行推进的方式，有分有合，可谓用意深刻。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既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又攸关两国现实经济利益。尤其随着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的临近，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的突出位置，可以说恰逢其时。

早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多家智库就为新政府准备好了加强中美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路线图。例如，中美关系亚洲协会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报告《美中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美国能源部长斯蒂文在任命前就参加了该报告的起草。

另一份由布鲁金斯研究发表的《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则由负责亚洲事务的前白宫顾问李侃如参与其中。他们一致认为，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亮点，提出加强双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领域和关键技术，如清洁煤技术、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贮存技术（CCS）等，并建议召开有关清洁能源的中美峰会。

这些智库与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决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实际上，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已有相当基础，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已开始。

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将能源与环境列为六大关键合作领域之一。2008年6月在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期间签署了《能源和环境合作十年框架协议》，确定了十年合作起步的优先合作的五大领域：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

2008年12月的第五次对话又将能源效率合作作为第六个领域，并针对这些领域陆续制定了分项目和子项目以及分阶段实施的路线图。从2003年起，中美召开双边气候变化工作组会议。

2005年美国倡导成立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和2007年起美国主导召开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会议”等多边国际气候机制，中国都参与其中。中美进一步加强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对稳定和发展新型中美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

首先，奥巴马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他提出要实施绿色复苏计划，将新能源技术作为创造就业和刺激经济的新增长点。中国在实现保增长目标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节能减排，并利用这一契机，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次，保障能源安全也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第三，中美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排放总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40％。

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可能置身事外，奥巴马政府调整气候政策，也有意争夺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地位。而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拥有了全球利益，也必须承担更多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义务。

但不可否认，中美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战略利益的不同，加强能源和气候合作也不可避免面临一些障碍。美国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承担减排义务，通过不公平竞争抢走了就业机会，使近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所抬头。

美国期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应承担更多的“全球性责任”。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优先领域是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加强能力建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中美之间存在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微妙关系，必须小心平衡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不仅如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既是中美双边事务，也牵动国际社会敏感的神经。

当前，国际气候谈判正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欧盟、美国和中国三强鼎立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以及大国之间的复杂博弈，将是决定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中美之间达成的任何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协议，不仅会引起欧盟的担心，连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也难免紧张。

实际上，过分强调中美合作重要性的想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