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问题的分析

【摘 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局面，既是国际浪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资本实力变化的结果，需要对产业政策乃至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贸易保护；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资本项目；货币政策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蔓延和复杂化

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升级，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的贸易摩擦越发频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统计数据，去年四季度中国产品共遭遇近20起调查，加上去年前三季度遭遇的50多起，去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近百起贸易调查，涉及金额是2011年的近10倍。近年来的贸易调查主要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泰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发起，涉案产品也从传统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品。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愈演愈烈，呈现扩大蔓延之势。一是贸易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新兴经济体加入到贸易保护的行列；新兴产业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产业；贸易限制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贸易保护手段和金融手段相结合，通过国际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用于长期常态化的限制国际贸易对手。

目前，全球各国产出增长低迷，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就业市场出现困难，公共债务的偿付捉襟见肘。与历次全球经济危机相类似的是，复苏曙光尚未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与历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体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化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升级和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保护手段”与“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相结合，从“资本输出”变为“资本回撤”；“以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国际竞争与“以就业和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内政问题相结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加丰富和隐蔽的手段。

2.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

（2）关税手段，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目的是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但事实上，长期高关税环境在国内形成准入壁垒，往往容易使得受保护产业形成低效率特征。

（3）出口补贴。例如，法国和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汽车企业进行过针对性补贴。

（4）反倾销。尽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理由的反倾销往往造成双输结局，但是短期经济放缓的压力使得各国往往将反倾销作为简便易行、短期见效的手段。

（5）限制进口。限制进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采取提高商品进口标准的行政指令措施，也可以是设置通关障碍等方式，甚至某些国家会采取有期限禁止进口的极端手段。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三类表现

（1）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扩散和复杂化

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升级和蔓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为例：

①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贸易限制的行列。近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临时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的最大威胁。去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取得调查结论大多数得到了所谓“存在双反问题”的裁决，多数发起者是新兴经济体。

②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全球新兴产业增长放缓，传统产业的回报率下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种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急性发作。因此，发达经济体迫切的挖掘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同时压缩现有高新兴产业（如电信、半导体、生物技术、汽车等）的进口规模，以期用本土产品替代。例如，在电信设备投资领域，去年年初至今，我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美国等市场不断遭受以“倾销”、“垄断”、“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的调查。

③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限制的理由更加丰富。国际贸易限制的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理由。例如，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碳排放标准，从而限制产品进口。本质上无非是贸易保护主义披上环保外衣，以碳关税为名，限制进口之实。

（2）发达经济体以资本手段实行贸易保护，“资本输出”和“资本回撤”表现出周期性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进“再工业化”，通过金融手段作用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目标是增加资本流入、增加产品产出、扩大贸易顺差。微观层面，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鼓励本国工厂回迁国内”和“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方针，避免海外投资。

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长期输出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放大杠杆进行境外投资，再通过跨国企业将投资回报汇回国内。在上述危机的背景下，前期过度的杠杆比例加剧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现金流断裂和违约的风险，因此，资本回撤就成为必须之举。例如，这种情况就体现在“美联储QE3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

（3）客观上看，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打击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能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现有的国际汇率和贸易结算体系，通过外汇市场影响别国货币政策，从而最大限度的影响和控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的“信贷和资本支持”。这种手段对于贸易伙伴国出口部门的影响更加长期化和更加深化，使得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容易面临需求周期和资本开支周期双重叠加向下的风险，进而最大限度的制造产能规模的波动，从而打击其出口能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名义上是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实为向别国输出金融动荡。

二、对于我国过去30年贸易发展的思考

对于我国长期贸易顺逆差的原因探究：

1.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得益于“资源禀赋优势”和“政策红利”的双重驱动

我国过去的贸易繁荣，一方面受益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政策红利的长期效果。资源禀赋理论的要点在于资源禀赋优势交叉配置，决定国际间贸易趋向帕累托式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供应潜力巨大”的禀赋特征，与国外市场的形成互补；另一方面，我国的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大大迟滞了贸易顺逆差趋向均衡的过程，形成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2.资源禀赋特征为我国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根据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笔者认为，我国的长期的贸易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廉价性”和“规模巨大的潜在供应”。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巨大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使我国的具备了“长期贸易顺差”的产业、资本环境。

3.政策因素“催化和支撑”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繁荣，除上述资源禀赋因素外，政策导向充当了长期贸易繁荣的触发和支撑因素。国家政策对贸易繁荣的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政策工具发挥作用：汇率管制、关税价格、资本项目管制。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贸易顺逆差有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三个层面：短期看，贸易顺逆差通过结售汇影响汇率，从而反馈性的调节出口商品的外币计价，进而影响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逆差头寸；中期看，贸易顺差和逆差通过影响货币投放，进而影响国内商品价格和资本品价格体系，从而影响本币和外币计价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自发调节进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差/逆差头寸；长期看，贸易顺差/逆差形成的货币投放，通过商品价格变化，影响出口导向的 生产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从而造成跨国资本流动，从而调节出口商品的产能，进而通过出口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整，使得贸易重归均衡。

上述作用机制是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均衡机制，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均衡是不同于这种机制的非典型均衡：出口商品的通缩和进口商品通胀并存、消费品的通缩和资本品的通胀并存。在我国长达30年的贸易繁荣中，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我国的贸易部门长期停留在一种非典型均衡。这种非典型均衡表现为：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汇率管制长期抑制“以国际主流结算货币计价”的国内商品价格，客观上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国内价格体系通过大宗商品的进口传导至国外，从而输入通胀。

进一步的，我国“国内的投资品价格的持续显著上升”也是贸易顺差的一个必然结果，客观上讲，我国出口了产品，进口了通胀，只是这种通胀更多的体现在资本品和资源品价格上，制造了一轮超级的资产价格牛市。如果资本项目和汇率政策正常化，则在国际商品价格体系重归平衡的过程中，我国贸易部门必然出现深度的调整转型。当前的日渐增强的贸易摩擦压力和国内投资增速放缓就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某种反映。

4.政策因素：我国的国际贸易项目部分的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

我国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因此资本项目流动并非完全自由。因此，部分资本项目资金借道“贸易结算通道”流入流出国境。因此，我国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我国海关曾经严查贸易水分，直接目的可以视为是高层对于真实贸易规模的摸底，但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贸易经常项目成为热钱流入通道的事实。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贸易规模波动幅度可能缩小。

三、我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内部、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变化

如前文所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债务（投资回报率）问题凸显；欠发达经济体则受到热钱流入和资本外逃的困扰。上述压力使得各国政府对于“资本外流和贸易赤字”比较敏感，贸易保护因此抬头。

2.内部原因：国内资源禀赋特征发生变化

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者的互补性减弱，重合度增加。例如，我国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上，产业结构不断接近欧美同行企业。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密集型和代工模式的产业受到挑战。过去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其国际竞争力来源有二：一是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化；二是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廉价而充足劳动力。如今，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不再是我国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东南亚国家生产商正在成为中国同行的竞争者，这种情正出现在纺织加工和电子元器件贴装一类产业中。预计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变化将带来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

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和政策改革红利的继续释放

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有望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转型的触发因子。如前所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资源禀赋变化”的内在因素驱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内需导向、新兴产业的比重将持续扩大，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代工业的占比将逐步缩小。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有可能放缓，取而代之的是资本输出和越来越多的跨国并购。

政策层面，“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国际化”是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举措。因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将从“侧重贸易项目平衡”转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平衡”，同时，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海外并购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我国已经于多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这种手段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民币结算，化解美元的中间汇率风险，从而有效刺激相关国家贸易的增长。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将以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