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德语文坛的作家群现象

摘要：20世纪90年代，文学已经成为一门产业而迅速地市场化。初登文坛的年轻作家们，为了能够顺利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于是在自己同代人中间寻找归属感和群体意识，以群体的姿态亮相。同时，为了引起批评界和公众的更多关注，有些作家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并配合出版社为市场营销目的而进行的包装和炒作。因此，90年代的德语文学圈，特别是小说圈中，出现了以各种归类法划分出的不同作家群，成为一个独特的现象。

关键词：“78一代”；“89一代”；“文学少女奇迹”；奥地利作家；移民作家

二战之后，德语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团体非“四七社”莫属。曾经的“四七社”，不仅是西德战后文学的标志，而且为作家们定期聚会、相互交流、增进了解、探讨新作品和文学发展趋势提供了机会。此外，“四七社”还做了许多对公众宣传德语文学、提携年轻作家、帮助他们更顺利地走上文学道路的工作。“四七社”的解散，对许多即将开始文学生涯的年轻作家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损失。在这种大环境下，年轻作家们开始在自己同代人中间寻找归属感和群体意识，以群体的姿态亮相。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文学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尤为突出。

一、“78一代”和“89一代”作家

除了克拉赫特，“70后”作家本亚明・冯・施蒂克拉特一巴尔的小说《单人相册》（Soloalbum，1998）、《直播相册））（Livealbum，1999）以大杂烩的方式记录了自己在媒体网络社会的感受。被称为“文学神童”的“80后”作家本亚明・莱贝特（Benjamin Lebert）描写寄宿学校生活的小说《疯狂》（Crazy，1999），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代年轻作家的文学活动，把德语文学――用他们的话说――从先锋派作家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实验游戏中和格拉斯、瓦尔泽等祖父辈作家的僵死停滞中解放了出来，他们给90年代中期以后的德语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文学少女奇迹”

“少女奇迹”本是20世纪50年代受美国影响在德国出现的一个概念，通常指自信、时尚、有吸引力的年轻女子。“少女奇迹”与“经济奇迹”一样，是二战后联邦德国一系列“奇迹”概念中的一个。到90年代，这个概念发展成“文学少女奇迹”，最早是由德国文学批评家福尔克・哈格（Voiker Hage）于1999年3月提出的。在发表于《明镜》周刊的关于当代德语文学的文章中，哈格用“文学少女奇迹”（Liter―arisches Fraiuleinwunder）概括了那些出生于1970年前后、在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的年轻女作家：尤丽娅・弗朗克（Julia Franck）、尤迪特・赫尔曼（Judith Hermann）、玛丽安娜・蕾基（Mariana Leky）、阿列珂萨・海宁・冯・朗格（Alexa Hennig von Lange）、措埃・燕妮（Zoe Jenny）、尤丽・策（Juli Zeh）、莉卡达・荣格（Ricarda Junge）、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和卡琳・杜维（Karen Duve）等。

《夏屋，以后》没有严格意义上连贯的故事情节。作者用慵懒淡然的笔触勾勒出九段爱情故事碎片的模糊影子。这些爱情片断都发生在柏林阴霾的冬季，一切都笼罩在灰暗之中。作品中的人物以女性为主，她们苍白倦怠，嗜烟如命，沉默寡言，敏感脆弱，像梦游症患者一样在现实世界里游荡，似乎无欲无望，又总是若有所思。她们不“说”，而是“想”，在内心反复揣摩，在假设和回忆中寻找慰藉。其他人物也经常像游魂一般不期而至，或又突然消失。一切似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跌宕起伏的大喜大悲，生活在平淡冷静的叙述中流逝，回忆在人物头脑中堆积。整部小说的语言简洁凝练，不事雕琢，营造出一种黯淡忧郁却不失优雅自在的叙述氛围。德国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基本上是正面的评论。就连一向以“毒舌”著称的马塞尔・赖希一拉尼茨基也对小说赞不绝口，称赫尔曼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并预言“她定会取得不斐的成就”。小说的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柏林的艺术家、大学生、失业者和流浪艺术家这个边缘群体，作者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此外，作者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以一种并不激愤或反抗的风格讲述自己的世界，这种平淡又略带忧伤的叙述风格和短小的作品篇幅，对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女作家产生了影响，而且使短篇故事这种体裁在德国重新兴起。 对于“文学少女奇迹”这个概念，有许多研究者表示不屑，认为这是个大杂烩的概念，除了能说明这些作家的性别和年龄，不包含任何划分标准。诚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有图书市场包装、炒作、搏眼球的营销因素。但是，《夏屋，以后》的例子说明，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年轻女性文学写作方式的开端。此外，这些

60、70年代出生的年轻女作家们，与她们的前辈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沃尔夫（Christa Wolf）、耶利内克（Elfiede Jelinek）等女作家不同，她们“没有噩梦般的战争记忆，没有太多的历史负罪感，也没有老一辈那样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她们对“二战抑或是德国的分裂或是重新统一所带来的后果均采取了一种可以说是不在意，或者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她们远离政治争论，关注自己的感受，关注自己的情感，关注自己的身体。她们的创作为德语文学带来了新的主题、新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少女奇迹”这个概念也是一种文学划分标准。

三、奥地利作家

在90年代的奥地利，除了上述的文学大家和80年代凭借《最后的世界》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的兰斯迈尔，还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展现出奥地利文学新的一个侧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梅纳塞（Robert Menasse）和诺贝特・格施特莱恩（Norbert Gstrein）。这两位作家都拥有博士学位，具有强大的哲学反思能力。格施特莱恩在1988年的处女作《某人～（Einer）成名之后，于1999出版了他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小说《英伦岁月》（Die englischen Jahre）。他以内心独白和回忆的形式，探讨了主人公的存在问题和身份认同问题。梅纳塞身为犹太人，经常在作品中以讽刺的口吻反思奥地利的历史，提醒人们警惕德语国家的反犹主义倾向。他1995年的小说《推力逆转））（Schubumkehr）是长篇小说三部曲《消除精神》（Trilogie der Entgeisterung）的第三部。从小说的题目及其后记《消除精神现象学》（Phanomenologie der Entgeisterung）可以看出，梅纳塞在颠倒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认为，人的意识会发展成包罗万象的精神，梅纳塞则认为，人的精神呈现出一种反向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最后一步是明确无疑的感性。《推力逆转》情节的大背景是1989年欧洲巨变。小说没有连贯的情节设计，叙述视角也不断变化。然而，在这拼图式的叙述中，读者可以从零碎的个人和家庭故事中，看出公共和社会历史，反之亦然，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

四、移民作家

2002年，德国总理施罗德邀请了一些作家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座谈，其中三个最引人瞩目的核心作家是君特・格拉斯、克丽斯塔・沃尔夫和艾米娜・塞弗基・欧茨达玛（Emine Sevgi Ozdamar）。这三个人物的选择极有代表性：格拉斯和沃尔夫代表曾经的两个德国的文学，欧茨达玛则代表着第三个德国的文学――德国的所有移民的文学。在战后的四十年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德国，产生了移民文学，但还是处于边缘地位，主题大多是讲述移民生活、工作的艰难和融入德国社会的困难，其影响也仅限于移民群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移民本土文化与德语文化的不断融合，移民文学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并因此丰富了当代德语文学的内容和表现力。

除了土耳其移民文学，意大利裔作家弗兰克・比翁迪（Franko Biondi）、巴西裔作家泽・多・洛克（Ze Do Rock）、叙利亚裔作家拉菲克・沙米（Rafik Schami）、俄裔作家弗拉基米尔・卡米纳（Wladimir Kaminer）、俄裔犹太作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特里普（Wladimir Vertlib）也以类似的方式，有意识地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文学形式等带入德语文学中。比翁迪还与其他移民作家一起建立了移民作家组织，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不同文化圈移民作家之间的凝聚力，提携移民作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仅移民文学成为90年代德语文坛的新亮点，而且当代德语文学和语言得以丰富，形成了跨文化的德语文学，其影响力也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