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其训诂、发其精微”——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

中国哲学是由不同时代的诠释者在对元典进行持续性阐释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延续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对象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即后世所谓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以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等内容涵盖了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哲学经典文本。只有认识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对象及其对元典持续性阐释的特点，才能在翻译中把握元典文本的客观原义以及不同时代诠释者历史性的诠释意义；在对元典及其诠释文本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探讨转换成目的语的具体方法。按照现代哲学诠释学的观点，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诠释，笔者十分赞同这种说法。只是这种诠释不仅要关注诠释文本的历史性，还要注意其地域和文化的跨越性。笔者认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可分为诠释（理解）的方法和转换（表达）的方法。将这两种方法分开来讨论，并非割裂中国典籍英译过程中这两个相互制约又紧密联系的部分，而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细致全面地梳理翻译方法。黄俊杰在探讨东亚儒学史的研究方法时所提出的概念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诠释方法。作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者，翻译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对经典的正确理解和诠释，下面就以儒家和道家的哲学经典文本为例，具体探讨以上两种方法的应用。

1.概念史的诠释方法

儒家的哲学体系是在对经典的阐释过程中建立的，其间又会产生新的经典。不同的哲学派别之间是有差异的，同一哲学派别内部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向。但根据中国哲学经典具有较强的阐释性的特征，哲学的发展都是在对元典的不断阐释的过程中进行的，而经典毕竟是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所以只有回到元典的文字中去，把握章句基本的概念意义，才能有进一步理解圣人微言大义的基础，这正是训诂的功夫。这也是典籍英译者在把握典籍的意义时应该持有的方法，即首先要潜回到元典，通其训诂，然后才能以意逆志，发其精微。

譬如，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术语一气（Chi）有多重含义：subtle，incipient，activa-ting force、concrete thing、material force which isopposite to li（Ptinciple）。在宋明理学之前，气主要是指同气血运转相关的一个心理和生理相关的力量，因此，可以译为vital force或者vital power。如，孟子的浩然之气就可以译为strong，movmg power。敬（Ching）在先秦儒学家那里主要是和恭（Kung）互换使用，可以翻译为reverence，但是在宋明理学中，敬和恭的意思却截然不同。南宋理学家陈淳（1153-1217）指出：恭主要指人的外在表现，对他们的尊敬，而敬则是指人的内在努力。这两个词的区别最主要的就是恭和具体的实物联系起来，而敬则是一种心态。张君劢（1886-1969）把它译为attentivenessandconcentration，葛瑞汉译为composure，显然是把敬和禅宗的静心联系起来，但陈荣捷认为，二者都没有传达出宋明理学对敬的理解：处理事情时所表现出的努力的态度。因此，他在译文中选用了seriousness。再看忠恕的翻译，conscientiousness and altruism，其实忠就是要深入发展自己的善心，而恕就是把善心推及到对待他人，即儒家所讲求的仁的两个方面，忠是对自己的要求，恕是对别人的善心。恰当的翻译首先要涵括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其次，能表达出这个术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理解的细微变化。再譬如对仁的理解和翻译。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指具体的某种美德，一个是宽泛意义上的美德，所有善义的基础。下面这些译法都不能同时涵盖这两方面的意涵。benevolence，perfect vir-tue，goodness， human-heartedness， love， altru-ism，etc.仁在儒学内部的意义也有不断的发展变化，如孟子指人心（man's mind），汉儒认为仁就是爱（love）或人们在一起（menliving together），韩愈认为是博爱（universallove），宋明理学家认为是本心和心性（im-partiality， the character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consciousness. seeds that generate， theWill to grow， one who forms one body with Heavenand Earth". orthe character of love and the prin-ciple of mind.）到了近代，谭嗣同则借助雨后物学的以太和电来解释仁（ether andelectricity）的含义。要确定如何准确翻译仁，同时还要照顾它在词源学上的意义：仁就是指社会中的人，其中左半边就是人的象形字，右边的数字是泛指多。在《孟子》和《中庸》中，仁就是人。韦利（Waley）译成Goodness，休斯（Hughes）译为human-heartedness，卜德（Bodde）译为love，德效骞译为benevolentlove，林语堂译为true manbood are good。所有这些翻译都反映了仁的某个侧面。而hu-manity则反应出其词源学上的意义。综合起来看，对仁的翻译要考虑到其两方面的基本内涵和词源上的意义。

2.思想史的诠释方法

思想史的诠释方法要求将哲学典籍放在诠释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理解和诠释，从而发掘其具体的内涵。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熟悉哲学典籍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经典的诠释者的诠释目的和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从细微处把握不同诠释者对同一哲学概念的不同诠释，而不是根据字面意思不假思索地翻译为同一词语。譬如，孟子之后，荀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对天和人性的理解都与孔孟有所不同：孔子的天是主宰之天；孟子的天既有主宰之天，又有运命之天、义理之天；而苟子之天则是自然之天，并无道德含义，其人性中本无善端且有恶端。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固然有其创新成分，但是大抵沿着孔子所奠定的大方向发展。因此，对天的翻译，一定要考虑到不同时代哲学家（诠释者）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不能总是把天译为heaven。对孔子而言，天就是上帝（ Heaven）或者Supreme God；孟子的天则是人文之天（personal Heaven），而苟子的天则是自然之天（naturalistic heaven），如果再考虑到不同的哲学派别，道家也崇尚天，只不过他们更强调的是物质之天（a material or physicalheaven which is often spoken of in opposition toearth.）

再譬如理。儒家经学在汉唐时期也以训诂和注疏为主，而缺少本体论的发展，很难与佛道两家相抗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朱熹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新诠释。他通过对《四书》的编纂和诠释，建立了以理和无极等概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从而将儒家思想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朱熹对经典的阐释，一方面重视义理的发掘，另一方面也未摒弃对章句的训诂。朱熹认为，训诂与义理并行不悖，最终目的都是明圣意、穷天理。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诉求，对经典做出了合理的阐释，是对儒学经典的继承和发展。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使用了300多次的理字，在元典文本《论语》中却未曾出现，从孟子开始，才把理和义并举，What is it then of which they similarly ap-prove？ It is，I say，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and the determinations of righteousness.苟子、庄子也都提到了天理，Proprie-ty is unchangeable Principle.但都没有对其进行深刻的解读，韩非子虽对理下了定义，但也仅指对物体外表形式的某种区别，郭象则强调了理的必然性，即万物存在的必然性。宋明理学则开始把理看作重要的哲学概念，如张载把理看作是气化过程的产物，程颢和程颐则把理视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认为天者理也。朱熹在二程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理的道德标准含义，上升到抽象的本体论高度，正如他所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从郭尚兴编著的《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中，我们找到理的几种翻译：理：Principle，Logic，Truth理学：Neo-Confucian-ism程朱理学：The School of Principle repre-sented by Cheng Yi and Zhu Xi 。而这几种翻译正是建立在对元典文本的准确诠释基础上的。

3.结语

在全球文化多样化不断推进的时代，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是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哲学融入当代世界哲学体系的必然要求。对当代译者来说，如何能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哲学典籍的特质意义重大。本文借用黄俊杰先生的概念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儒学经典的诠释为例，探讨了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方法之诠释方法：首先要回归元典，通其训诂，然后要结合相应的历史文化语境，从诠释者所处的历史脉络中寻求经典文本在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内涵，才能真正理解圣人的微言大义。而如何将圣人的微言大义以恰当的方式转换成目的语，即转换（翻译）的方法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