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作品中的浪漫主义
摘 要：“浪漫主义”这一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经过“五四”时期创造社的感伤，经过二十年代后期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到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时期演变为“纯情浪漫主义”，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既没有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躁动的心灵，也没有描绘时代风云变幻的社会大潮，而是另辟蹊径，着意描写20世纪中国的田园生活与田园风光，讴歌淳朴真挚的人情美与人性美。沈从文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创作的集大成者。对自然美的探寻，对湘西边地淳朴人性的赞扬，以及对都市文明与人性异化的描写，等等，共同造就了沈从文心中供奉的那座“希腊小庙”。
关键词：沈从文 浪漫主义 人性 文明
一
自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出现以来，众多学者试图为其下定义的尝试从未停止。雨果认为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海涅认为浪漫主义是对于中世纪的思索;朗松说它是个性的富有诗意的发展，诸如此类。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也对浪漫主义做了概括，认为“作为流派运动的浪漫主义具有下列三种显著特征”，一是“主观性”，二是“回到中世纪”，三是“回到自然”。但这些关于浪漫主义的界定都是针对西方文学的，在中国，不同的文化语境、社会环境和审美情趣等，都会造成理解上的偏颇。结合20世纪浪漫主义的表征，以及中国作家笔下浪漫主义作品所显现的特质，罗成琰采用描述的方法，概括出了浪漫主义的三大特征，即主观性、个人性和自然性。
笔者认为，罗成琰对浪漫主义的概括大体符合沈从文的浪漫主义写作特征。受到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不论是充满乡土田园气息的《边城》，还是有着独特湘西边地神秘色彩的《神巫之爱》《龙珠》，沈从文都着力展现其真挚、炽热的情感，追求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美，按照他理想中的逻辑来映现生活，充满了鲜明的主观性。此外，当人们为理性、科学所创造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感到欢欣鼓舞时，沈从文却感受到这种“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人性分裂与人格异化。人的个性摆脱了中世纪的人格压抑，却又受到了物质和理性的束缚。于是先生便在作品中构筑了他理想中的“希腊小庙”，淳朴自然的人性是这座小庙的根基。为了使在现代文明重压下的人性得到复归，浪漫主义设想了一个途径――“回归自然”。卢梭最早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他赞美原始人、野蛮人的生活，崇拜没有留下人工痕迹的粗犷的大自然。沈从文受这一观念的影响极深，他塑造出个性鲜明的湘西山民，有意识地用原始的生命强力来撞击文明社会，使人们看到了野性的力量、文明的虚弱。
“五四”时期，动荡激烈的时代背景，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以及当时作家的青春激昂，促使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当时的现实主义构成了双峰并峙之势。郭沫若的诗歌、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成仿吾的评论，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批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抒发了知识分子灵魂的分裂与心灵的苦闷，弥漫着浓重的感伤气氛。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向“左”延伸和发展的产物，强化了对文学社会功利作用的认识。当这两种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大起大落之时，沈从文式的田园浪漫主义悄然兴起。他甘居于时代的大圈之外，作品中写尽了对自然人性的追求，自然人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自然人性与异化的都市人格，以及走向自然与对自然美的探寻。
二
所谓自然人性，指的是“未经文明社会浸染和玷污的人的自然本能与自然情感，是一种先验存在的人性完满的自然状态”。在沈从文的作品中，自然人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醇厚质朴的风俗人情，二是野性未泯的生命强力。
沈从文是从湘西泥土中滚爬出来的作家，他的艺术带有湘西边地人民特有的气质，那一方天地特有的色彩、气息和声响。独具风情的吊脚楼，往来穿梭的各种船坞，古老的榨油房，还有水边的碾房、山寨、白塔、渡船、竹簧……所有这些对湘西特有的自然风光的描绘，都为他笔下的湘西边地乡村主人公的人生绘制了一个固定的自然地域框架。优美的自然环境，自然充实的人生，对爱情和生命的追求， 这里很难看到千百年来时代发展、社会变动的明显迹象，更没有受到现代生产、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的“污染”。大自然依然保持着它的原始、荒莽而又秀美的形态和风姿。比这青山水墨画更美的，是由这秀丽山水孕育出来的湘西儿女。“现代乡土小说所展示的风情画面最醒目的就是那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民族色彩的朴实率真的人情、人性之美。”彰显人性，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起点和归宿，也是他笔下“湘西世界”的基本特征。沈从文的人性理想表现在讴歌湘西社会健全人性与抨击现代都会病态人性两方面，意欲用乡村的健全人性来改造都会的病态人性，恢复民族元气，重塑民族品德，所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性无不“优美、健康、自然”。
湘西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变化缓慢，加之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传统，构成了湘西社会的特殊性，较多地保持着淳厚古朴的道德形态。不论是行伍出身的连长，还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不论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是家道殷实的富豪，“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单纯、勤勉、慷慨、勇毅是他们的本色，而对虚伪、做作、权术、欺诈却一无所知。这是一幅小生产者的生活图景，是一幅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农村图景，是一幅以小农经济为主，以手工业为辅的自然经济形态的社会图景。这是一种憎恶现实、依恋过去的情绪，这是一种不满和批判当前社会制度，赞美和歌颂历史社会制度的情绪，这是一种企图摆脱黑暗现实，但又找不到光明前途，只能沉溺于美好回忆中的情绪。沈从文笔下那幅美轮美奂，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湘西生活图景，也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国。
这一批带有写实主义的湘西农村题材作品，被批评者说成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当人们更深入地探究时，所得感受与认识就会与上述印象背道而驰，内心的疑虑与困惑也会不断加深，直至发现了其中所隐藏的狰狞与险恶。此时，作品的牧歌属性似乎已荡然无存。湘西为闭塞落后之地，自然条件恶劣，理性精神尚处在蒙昧状态的乡民特别容易受蛊惑，以致迷信禁忌、拜神祈福等种种鄙风陋俗盛行，这种鄙陋习俗带给湘西乡民的不是福祉而是痛苦。当然，给湘西乡民带来灾难的远不止边地的陈规陋俗，还有外来的统治势力。经过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故，二三十年代的湘西已设置了“民国”统治机构。这些统治势力给边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盘剥，过重的经济盘剥造成了湘西边民物质上的贫困无依，求生的愿望促使他们不得不苦苦地挣扎，而生存地位的失落亦决定了他们无论如何挣扎都逃脱不了被现实社会放逐的命运。《长河》《丈夫》《贵生》等篇章正是通过一组湘西人生存挣扎的图像，揭示了他们人身诸方面受践踏欺凌的社会现实。 三
沈从文始终以“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自居，他与卢梭一样，都感到都市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充塞着令人恐怖的孤独感。他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人性而定下的乡愿标准。”没有城市的出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迅速膨胀的都市文明无情地扫荡着乡村文明，破坏着充满诗意的宁静古朴的乡村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日益嘈杂的城市生活使人们对都市产生了一种疲惫甚至恐惧的心理，从而开始眷恋和向往田园风光。
沈从文式的田园文学并不囊括所有描写乡村题材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他只用理想主义的态度来描绘农村生活，表现农民淳朴的人性，以反衬都市的堕落腐败，而并不着重表现人民的疾苦。它多少滤过了历史积淀下来的野蛮和愚昧的因素，更多的是强调和美化了田园生活中古朴与单纯的一面。沈从文也承认自己“在写实中依旧浸透着一种抒情幻想成分”。他在抒写生活时，追求的与其说是“真”，不如说是“美”。他也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这也算是浪漫主义文学作者们所特有的审美情趣吧。但沈从文也从历史的角度，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自然人性将不适宜在现代社会上生存，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深深的忧郁和痛苦。唯有此时，在沈从文那些澄明如水的讴歌湘西淳朴人性的作品中，人们才会感到其间流露出的淡淡的悲凉。即便是有着最美人性的《边城》，也有商品经济的入侵，“这个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结尾，更是透出深深的哀愁。有希望的绝望，比死更可怕。再诗化抒情的语言，再美的人物图景，都掩饰不住作者所要传达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哀婉。
在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沈从文则带着一种“乡下人”的优越和对城市人的怜悯来描写城市生活。他总是有意识地将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乡村淳朴自然的人性与都市异化的人性进行对比。因此，《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作品中，沈从文笔下的达官贵人、绅士淑女无不露出自私、虚伪的丑态。《凤子》中，沈从文借总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他看到这样的事实：文明越进步，礼节习俗和道德律令越苛刻，人性所受的束缚也就越严厉。在礼貌和文质彬彬的背后，隐藏的是人性的虚伪和矫情。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固执，专注于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抒写，这种努力使他的作品与当时的时代气息格格不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难以得到左翼方面的认同，但其所包含的自然人性的内容和对美的追求，在革命斗争年代之后却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肯定，并重新引发了一股“沈从文热”，这同样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命运的一个生动象征，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批评文集[M].北京：珠海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