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拉·默克尔:安静的德国人

正值夏日午后，德国国会大厦，柏林柔和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穹顶照射下来，洒落在议会大厅中。半数议会成员的座位空无一人，讲台上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略有些驼背的身影，穿着紫红色上衣、黑色裤子，顶着钢盔般的金发，正在念活页夹里的讲稿。她就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乃至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此刻，她正竭尽全力地让自己的演讲能多无趣就有多无趣。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作为联邦政府，我们已经出台了3项措施。”默克尔盯着活页夹念道。她的语调沉闷，一丝起伏都没有，简直是在鼓励听众将注意力转向别处。“第一项是有针对性地对乌克兰给予支持，第二项是不断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俄罗斯方面的对话危机。”多年来，当众讲演给默克尔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双手要怎么放，尤其叫人心烦。最终她学会了将指尖聚拢成菱形，放在肚子上。

德国国会大厦是18世纪80年代在德皇威廉一世和总理奥托・冯・俾斯麦的授意下修建的，当时，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首度崛起。二战末期，苏联军队将德国国会大厦视为第三帝国的象征，在柏林战役中，把它定为头号攻击目标，实施强攻。一张红军士兵高举苏联国旗站在楼顶新古典主义雕塑中间的照片，成为德国落败的标志性形象。

冷战期间，一堵柏林墙在国会大厦后侧竖起来，与大厦仅有几步之遥。而直到柏林墙倒塌10年后，德国人才开始认真讨论国会大厦的重建问题。重建过程中，工人们在大楼二层的墙上发现了许多涂鸦，是苏联红军士兵用潦草的斯拉夫字母书写的。德国人将其中一些涂鸦作为历史见证保留下来，有士兵的名字、有“1945年5月9日莫斯科到柏林城”，甚至还有“干掉希特勒！”

除德国外，没有任何国家会在本国最重要的政府办公楼墙壁上纪念入侵的征服者。德国的罪行世所罕见，德国人铭记历史的方式也绝无仅有。通过在国会大厦里保留苏联士兵的胜利口号，德国向世界表明，他们已汲取了历史的教训。在柏林，警示随处可见。德国就像一位诚心实意接受精神分析的患者，把过去公之于众，无休止地谈论它、接受它。多年的不懈努力使这位患者获得自由，开始一段美好新生活。

总理演讲结束，掌声经久不息。默克尔走下台来，坐到内阁大臣中间。她瘦了一些――自从上个冬天在一次越野滑雪事故中摔断了骨盆，她就一直在休养，钟爱的香肠三明治换成了胡萝卜丁，整个人瘦了20磅。从那越发消瘦的脸庞、深陷的眼睛以及长长的面颊可以看出她的疲乏，默克尔从2005年就担任德国总理，并在去年9月第三次赢得连任，目光所及之处，没人是她的对手。

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把两德统一称为“德国的第二次机会”，让德国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默克尔是这次机会所需的不二人选。在一个曾被激情浮夸和大男子主义引向毁灭的国度，默克尔的冷静和不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成为她的政治优势。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对德国的恐惧难以消除，默克尔的平民气质则使日益复兴的德国显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德国人把这位总理称作“妈妈”，这一昵称最初是默克尔的政敌用来侮辱她的，但随着“妈妈”在德国公众中传开，默克尔欣然接受了它。

如今欧洲大部分国家停滞不前，德国却因低失业率和制造业反弹成为经济巨头。欧元区持续发酵的货币危机使德国从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了区域性超级大国――默克尔的一位传记作家因此称她为“欧洲总理”。当美国社会滑向愈演愈烈的不平等时，德国却保留了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并将社会团结维持在高水平。在世界许多国家，愤怒的年轻人聚集在公共广场示威抗议，德国民众聚集在一起则是为了参加户外音乐会和喝啤酒庆祝世界杯。在经历了军国主义历史之后，如今的德国几乎成为了和平主义国家，远离近年来的各种战争。2014年5月的一次欧盟选举显示，在欧洲大陆，极左极右两个党派均越来越受欢迎，只有德国例外，那里胜出的都是中间派。美国的政治两极分化严重，议员们吵吵嚷嚷，国会实际上已停止行使职能;而在德国，舆论非常稳定，以致于针对议会提出的新法律，连场像样的辩论都没有就通过了。

从化学家到新闻发言人

在众多德国领导人中，默克尔的三重身份与众不同：女性（离异、再婚、无子女）、科学家（研究量子化学）、“东德佬”（东德居民）。这些特质一方面使她成为德国政坛的圈外人，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她的异军突起。一些评论人士在试图解读默克尔的成功时，总想在她自身之外寻找原因。有人说，不合常理的事情在现实中绝不存在――一个东德女人，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典型特质，不应当身居要职……他们就是不愿意说默克尔恰恰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政治家。纵观默克尔的政坛生涯，她让所有比她年长、比她位高权重的男人因为低估了她的实力而付出惨痛代价。

研究默克尔职业生涯的人们指出：科学思维成就了她在政治上的成功。习惯了观察由质点及曲线构成的无形世界，默克尔学会了有条不紊地解决问题、画出对比图、权衡风险并预测反应结果，甚至在做出决定后，坐下来等一会儿，再采取行动。默克尔讲述了一段童年故事：小时候上游泳课，有一次她在跳水板上整整站了一节课来观察与思考，直到下课铃响了，她才跳下去。

默克尔住的公寓位于普伦茨劳贝格区，每天早上，她都会搭乘快速列车去东德科学院上班。这趟线路在很多路段与柏林墙平行，西德境内建筑的屋顶几乎触手可及。有时，默克尔会和同事迈克尔・申特海姆一同上下班。他说：“我们每天从清早起就要面对这个城市荒唐的一面。默克尔是理论化学领域优秀的研究者，当时常为没有渠道接触西方学术期刊、无法与其他学者交流而苦恼。”

默克尔的人生新篇章始于1989年11月9日。那天是周四，她没有穿过刚刚开放的柏林墙加入狂喜的人潮，而是像往常每个周四晚上那样，和一个朋友去洗桑拿。之后，她也与聚在波荷木街关卡的人群一同进入了西德境内，却没像同行的其他人那样去逛高档商业区，而是直接回了家，因为明天要早起上班。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默克尔的行为和平常无异，被人讥笑为迂腐不堪、缺少激情。但在此后的几个月，没有哪个东德人比默克尔呼吸了更多新鲜的自由空气。

柏林墙倒下一个月后，默克尔去了公寓附近一个政治团体的办公室，那家刚成立的组织名叫“民主觉醒”。“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她问。不久，该组织就安排默克尔去安装西德政府捐赠的办公用电脑。1990年3月，“民主觉醒”领导人沃尔夫冈・舒纳被爆向前东德国家安全局告密。在该组织的紧急会议上，和舒纳持不同政见的牧师莱纳・艾波曼当选为继任者。默克尔被要求去应付门外一群七嘴八舌的记者。她从容应对，表现得冷静又自信。选举结束后艾波曼提议，让默克尔担任东德首位、也是最后一位民选总理洛塔尔・德迈齐尔的发言人。

默克尔很努力，但从不让自己抛头露面，她明白自己在这里是在工作，而不是为了表现。那时洛塔尔・德迈齐尔已经有一位发言人，默克尔只能是副手。所有的工作都是默克尔做的，上台展示的却是首席新闻发言人。默克尔用这种方式赢得了德迈齐尔的信任，后者出国访问时总带着她。德迈齐尔曾说：“默克尔看上去就像典型的东德科学家，总是穿着宽松的短裙和平底凉鞋，留着短发。”一次外事访问结束后，他不得不叫办公室主任带默克尔去买衣服。

在默克尔不为人知的生活中，她为何决心进入政坛始终是一大谜团。默克尔很少公开谈论自己，从未对这一决定做出解释。但显然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职业规划，就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默克尔并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政体的突然崩溃，以及由此产生的机遇。但当那个重大时刻来临时，默克尔发现自己35岁、独身、没有孩子、就职于一家毫无前途的东德机构。她深知，德国获得新生后，政治将成为最具活力的领域。

从“我的小女孩”到首位女总理

两德统一后，必须有一批东德人出任政府高层职位，因为是女性，又年轻，默克尔成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选。1990年10月，默克尔赢得了新一届德国国会的一个席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任命她为妇女与青年部部长。默克尔坦承，自己对这份工作没有兴趣。她不是女权主义政治家，也没有将东德获得经济平等地位作为事业目标。默克尔根本没有具体的政治规划，驱使她的是对权力无可挑剔的直觉，这是她作为政治家的一大特质。

科尔把默克尔当作新奇事物介绍给外国政要，把她戏称为“我的小女孩”，由于长期生活在落后的东德，默克尔连信用卡都不会用。但默克尔在部里很受尊敬，因为她能高效地吸收信息，下属都害怕她的直率和严厉。

1991年，摄影师何林德・科尔伯开始了一个名为“权力的轨迹”的项目，每年为默克尔和其他德国政客拍摄照片。科尔伯的想法是，看看在公众的目光中生活了十年后，这些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大多数男士，例如1998年成为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外交部长约施卡・费舍尔，在镜头前都越来越自负。但默克尔则没什么变化，科尔伯说：“她的肢体语言始终有些许笨拙，但从和她结识之初，你就能感觉到她的力量。”在第一幅肖像中，默克尔下巴略微压低，看着镜头――不仅仅是害羞，还有警惕。随后的照片显示出她日益增长的自信。

民主政治是一种西德式的游戏，默克尔不得不学习如何有条不紊地玩转它，就像当年5岁的小“运动白痴”学习如何掌控身体一样，她成为十分勤奋的学生。不过，默尔克之所以能在德国政坛成为潜在的变革性人物，是因为她不属于任何党派。虽然默克尔加入了与民主觉醒组织合并在一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但她在精神上从未成为基民盟的一部分，政党只是她运行权力的工具，仅此而已。

1999年11月，基民盟陷入政治献金丑闻，科尔受到牵连，但科尔非常受人尊敬，党内没有人敢指责他。已被升为秘书长的默克尔看到了机会。她打电话给《法兰克福汇报》主编卡尔・费尔德曼，说：“我想给你的报纸写一些评论。” 5分钟后，费尔德曼收到一份传真，内容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基民盟的新生代人物，默克尔呼吁全党与其资深领袖划清界限。“基民盟现在必须学会行走，敢于在未来的战役中与政治对手展开交锋，撇开老战马――科尔经常自诩的称呼。”默克尔写道，“我们现在肩负着党的重任，决定如何迈入新时代，而不是要为赫尔穆特・科尔负责。”就这样，科尔的“小女孩”以一种融合了新教徒的正直与残忍的姿态，与她的政治恩师一刀两断。她孤注一掷，意欲取而代之。默克尔成功了，几个月后她当选为基民盟主席。 德国政坛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正常”，不再需要专横跋扈的父辈人物充当领袖。默克尔有幸生活在一个大男子主义没落的时代，男人们忽视的东西她尽收眼底，她不必和他们争权夺势，因为这个政坛以巧致胜。默克尔常常表面处于劣势，不苟言笑，政敌很容易忽略她所带来的威胁。“深藏不露是她成功的一大原因，”默克尔的一位政治伙伴说，“她给每个人都带去一种‘我要照顾你’的感觉。”

2005年，施罗德要求提前大选，基民盟提名默克尔为总理候选人。在男性文化盛行的政坛，施罗德和费舍尔地位超群。他们都是来自工薪阶层的街边斗士，对政治辩论和昂贵的红酒偏爱有加，加在一起总共有7位前妻。两人对默克尔不屑一顾，这种态度使他们自食恶果。据说，默克尔在联邦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施罗德和费舍尔“像操场上的男学生”一样在台下大笑。不过他们没笑多久，两个月后，默克尔宣誓就职，成为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

耀眼与平凡

默克尔任总理期间，最严峻的挑战便是欧元危机，它不仅使南欧诸国经济面临崩溃，还危及欧元区的完整性。当年科尔在没有政治联盟为依托的情况下，将德国和欧元捆绑在一起;现在，欧元仿佛是一台来自地狱的机器，而默克尔试图修好它。

默克尔在危机期间的决策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她更关注选民利益，而非自己的历史地位。在希腊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的紧急关头，她没有急急忙忙将德国纳税人的钱变成援助基金;2011年，她还阻止了一项由法、美提出的欧洲协调行动提案。依托制造业基地，以及在疲弱的欧元中受益匪浅、发展势头强劲的出口业，德国成为欧洲最强经济体。最后，迫于其他欧盟领导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压力，默克尔同意欧洲中央银行回购希腊债券的计划，以阻止希腊主权债务违约，此举跟美联储对付金融危机的做法如出一辙。作为交换条件，南欧国家必须严格控制预算，并将本国央行交由欧盟监管。默克尔意识到，绝不能让欧元区危机颠覆欧洲统一大业，她断言：“如果欧元垮了，欧洲就崩溃了。”

默克尔统一欧洲的承诺并非源于理想主义，而是源于对德国利益的关切，那是一种软性的民族主义情结，反映了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信心和实力。德国的历史问题对欧洲而言太大，对世界来说太小，欧洲只有同心协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默克尔需要欧洲，因为欧洲让德国更强大。

2014年6月6日，在诺曼底，默克尔与普京、奥巴马、奥朗德、卡梅伦以及乌克兰新当选总统彼得・波罗申科共同出席了诺曼底登陆日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照片显示，默克尔向普京问候时嘴唇缩拢、眉头紧皱，像个闷闷不乐的女主人，普京则表情僵硬，尽量用身体迎合着对方。在权力光芒的照射下，默克尔胜券在握。于是，那天在诺曼底登陆日纪念活动上，所有二战战胜国济济一堂，可来自战败国的领导人却成为最耀眼的领袖，人人都想和她说话！只因为她是默克尔――温文尔雅、和蔼可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马斯・曼暂时将《魔山》的写作放在一边，转而开始围绕德国和战争，撰写一系列令人惊异、充满激情的杂文。它们在1918年，恰逢停战前夕，结集为《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出版发行。在书中，托马斯・曼从民族性格和哲学两方面剖析了德国人发动的战争，德国人崇尚文化、心灵、自由、艺术，反对法国和英国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文明，在那里，知识和智慧总是被政治化。德国的传统虽然专制、保守，但却是“非政治化的”，相对于欧洲浅薄的唯物主义民主而言，更加接近俄罗斯的精神与文化。战争代表了德国对西方世界由来已久的反抗。

这本晦涩难懂、被人遗忘的书映射着默克尔统治下的德国。从东、西德和平统一，到其在欧元危机中所显示的实力，都让德国找回了自己在二战前的形象。要知道，战后的联邦德国虽然是个不错的国家，但它的《基本法》中有太多美国的影子。如今的德国更加德国化，而非西方化，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根基。

有人说德国正变得越来越不民主，那是因为德国人归根结底想要的是稳定、安全、经济增长――当别人都盯着他们的钱时，最重要的当然是保持和平，让国家免于战争。眼下的总理正是德国人想要的，默克尔的本领在于让政治问题尽量远离政治。

60岁的默克尔是德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受到新教优良传统和普鲁士正直信念的影响，平易近人成为默克尔的政治标志。默克尔现在的家是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一套公寓，黄铜门铃上有她丈夫的名字“萨奥尔教授”，外面只有一位警察站岗。在宏伟的总理府里，默克尔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让她的个子被衬得格外矮小。与施罗德安装在房间尽头的13英寸黑板相比，她更喜欢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普通写字桌上办公。“这个女人是个工作狂，”她的长期行政助理说，“每天睡觉从不超过5小时，哪怕凌晨1点，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给她打电话，那时她多半还在看睡前读物――政治论文集。”

默克尔会在总理府用德国古法烹制的美食（土豆汤和卷心菜）招待客人，但她最喜欢的还是和三两好友一起，到她钟爱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在那里她可以尽情享受友谊与美食，完全不必向认出她的市民致意，而人们也都懂得让总理自在地待一会儿。当她的丈夫打电话订购爱乐乐团的演出门票（默克尔和萨奥尔都是音乐爱好者，酷爱瓦格纳和韦伯恩），被对方认出姓名身份，表示愿意提供免费票时，他总是坚持使用自己的信用卡账户，并挑选两个毫不起眼的位置。有一次，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库达姆大街上默克尔常去的美发院里碰到了她，大胆坐到总理身旁，她们聊起了头发。“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头发的颜色。”总理给出了意见，她的发型早已不再是大众调侃的对象。